徽商精神与现代经济
时间:2013-01-07 10:49:25 来源:黄山酒店huangshan hotel/黄山馨园国际大酒店/黄山中铁旅游有限公司/中国中铁四局黄山疗
徽商发展的历史,能否为现代经济提供一些值得重视的借鉴?回答是肯定的。
第一,内涵丰富的徽商精神,为现代商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为解决军粮问题,政府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这是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政策。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国急难结合起来,正体现了一种爱国精神。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徽商的爱国精神。
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够出奇制胜。
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实际上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见,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节俭,徽商妇更能节俭。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记述她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
第二,徽商形成的商业道德仍是现代商业所应遵循的准则之一。
“贾而好儒”是徽商显著的特点。“贾而好儒”的结果不仅使徽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经商经验,推动自己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徽商具有一种理性,这就是以儒道经商,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举其大端,有以下几条:
一是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诚信经商在徽商中十分普遍,他们认为“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
二是薄利竞争,甘当廉贾。这在徽州粮商、典商中比较突出。
三是宁可失利,不可失义。徽商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处理义利关系上,能够做到“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以义为上”。例如徽商吴鹏翔一次购进胡椒八百斛,尚未付款,发现此胡椒有毒,卖主愿意全部收回,但他仍然照价买下,然后付之一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如果退了胡椒,卖主可能转售他人,这样就要坑害更多的人,所以他宁可自己受些损失。有一年皖省大灾,婺源商詹元甲受当地地方官的委托,携带20余万两银子去外地采购粮食,当地旅馆老板告诉他:“此地买米,便有抽息(回扣),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赀可及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在数千两银子的回扣诱惑面前,詹元甲毫不为动,而是说:“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已,吾不忍为。”这种宁可失利、不可失义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像这类例子还很多。
四是注重质量,提高信誉。这在徽州墨商、徽州布商等行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徽商重教兴学的风尚在现代社会也值得大大发扬。
徽商不仅自己贾而好儒,而且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他们在致富以后,或者兴建书屋,购买书籍,以重金延师课子;或者亲处督促子弟读书;或者兴办义学,教育本族子弟;更有甚者则兴建书院或捐资书院;也有资助本地本族子弟参加科考。重教兴学已成为徽商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历经几百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提高了一代代徽商的文化素质,使他们经商更富于理性。二是培养了徽州莘莘学子,他们搏击科场,跻身仕途,反过来又成了徽商的政治靠山。三是造就了一代代徽州学人,推动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四是发扬光大重教兴学的社会传统,对后世商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徽商衰落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徽商之所以衰落,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徽商主体一蹶不振。咸丰年间的战乱又给了徽商沉重的打击,徽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被掠夺一空,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伤害,使得徽商的元气大伤。从主观原因来看,这是中国的一大变局。面对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有的商帮能够紧跟时代前进,及时调整原来的经营行业,开拓新的仃业。如宁波商帮在近代欧美轮船侵入我国以后,一叶知秋,停止传统的沙船贩运业,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甚至组成航运集团;一些经营钱庄业的商人,也改营银行业,还有的从事进出口贸易,甚至大批到海外发展。洞庭商人在近代也能适时开办买办业、金融业,并兴办丝绸、绵纱等实业。他们都能开辟一块新天地。而徽商却昧于大势,未能与时俱进,仍然在传统行业中抱残守缺,苟延残喘,最后只能被历史所淘汰。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记取的。(转载文章)
第一,内涵丰富的徽商精神,为现代商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为“骆驼精神”,这当然是对的。但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为解决军粮问题,政府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这是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的一项重大政策。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边,早期的徽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他们能够将个人逐利与赴国急难结合起来,正体现了一种爱国精神。徽商的爱国精神,还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徽商的爱国精神。
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够出奇制胜。
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话中也把徽商作为嘲笑对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写道:“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或谓之曰:‘令郎在某处大阚’。其人大怒,倾瓶中豆一掬,尽纳之口,嚷曰:‘我也败些家当罢’。”实际上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见,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节俭,徽商妇更能节俭。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记述她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徽商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
第二,徽商形成的商业道德仍是现代商业所应遵循的准则之一。
“贾而好儒”是徽商显著的特点。“贾而好儒”的结果不仅使徽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经商经验,推动自己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徽商具有一种理性,这就是以儒道经商,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举其大端,有以下几条:
一是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诚信经商在徽商中十分普遍,他们认为“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
二是薄利竞争,甘当廉贾。这在徽州粮商、典商中比较突出。
三是宁可失利,不可失义。徽商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处理义利关系上,能够做到“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以义为上”。例如徽商吴鹏翔一次购进胡椒八百斛,尚未付款,发现此胡椒有毒,卖主愿意全部收回,但他仍然照价买下,然后付之一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如果退了胡椒,卖主可能转售他人,这样就要坑害更多的人,所以他宁可自己受些损失。有一年皖省大灾,婺源商詹元甲受当地地方官的委托,携带20余万两银子去外地采购粮食,当地旅馆老板告诉他:“此地买米,便有抽息(回扣),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赀可及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在数千两银子的回扣诱惑面前,詹元甲毫不为动,而是说:“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已,吾不忍为。”这种宁可失利、不可失义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像这类例子还很多。
四是注重质量,提高信誉。这在徽州墨商、徽州布商等行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徽商重教兴学的风尚在现代社会也值得大大发扬。
徽商不仅自己贾而好儒,而且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他们在致富以后,或者兴建书屋,购买书籍,以重金延师课子;或者亲处督促子弟读书;或者兴办义学,教育本族子弟;更有甚者则兴建书院或捐资书院;也有资助本地本族子弟参加科考。重教兴学已成为徽商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历经几百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提高了一代代徽商的文化素质,使他们经商更富于理性。二是培养了徽州莘莘学子,他们搏击科场,跻身仕途,反过来又成了徽商的政治靠山。三是造就了一代代徽州学人,推动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四是发扬光大重教兴学的社会传统,对后世商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徽商衰落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徽商之所以衰落,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徽商主体一蹶不振。咸丰年间的战乱又给了徽商沉重的打击,徽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被掠夺一空,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伤害,使得徽商的元气大伤。从主观原因来看,这是中国的一大变局。面对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有的商帮能够紧跟时代前进,及时调整原来的经营行业,开拓新的仃业。如宁波商帮在近代欧美轮船侵入我国以后,一叶知秋,停止传统的沙船贩运业,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甚至组成航运集团;一些经营钱庄业的商人,也改营银行业,还有的从事进出口贸易,甚至大批到海外发展。洞庭商人在近代也能适时开办买办业、金融业,并兴办丝绸、绵纱等实业。他们都能开辟一块新天地。而徽商却昧于大势,未能与时俱进,仍然在传统行业中抱残守缺,苟延残喘,最后只能被历史所淘汰。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记取的。(转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