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专家的初步考证，古徽州到三国时候，在这块土地上栖息的居民已有六个方面的来源。第一部分是早在秦以前就生息在这里的土著居民，禹以前属三苗族，禹以后属左越族；第二部分是秦始皇时徙入的“大越徙民”；第三部分是秦末吴芮部将所率后来滞留徽州的“百粤之兵”以及汉将陈婴拥兵渐地滞留于徽的汉兵，第四部分是春秋战国、楚汉相争、中原战乱，举家迁徽的北方居民，如方弘家族由河南迁歙东，汪文和家族安家于歙等等；第五部分是为逃避赋役陆续流徙来徽州的中原居民；第六部分是留恋徽州大好山水，官于此遂家于此，或游历至此而居此，像西汉新安太守舒许等等。这些古徽居民，既有本地原始土著山民，又有北宋的汉族、南边的闽粤人；既有功封迁居的公侯太守，也有逃亡流落的平民百姓。汉越二族互相交融，富人中有汉越统治者，穷人中有汉越劳动人民。在历史上人们所称的“徽州山越人”，实际上是指：主要由当地土著、北迁南移的汉族闽粤越族农民组成的以武力反抗地主贵族和统治阶级的山寨集团。当时歙县金奇和毛甘屯驻安勒山和乌聊山，就是其代表。

    经过三国时候的吴国“贺齐讨黟歙”、诸葛恪“讨平山越”，随着封建政权治理的加强，徽地居民“依山阻险，不纳王租”的情况逐渐改变，汉越融合同化进一步加强。因历次战乱等原因由中原等地大量徙入的士族官宦百姓，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儒学文化。先后徙入徽州的程、汪、方等诸多族姓士民，在徽地聚族而居，蔚然而成“一姓也而千丁聚居，一杯也而千年永守，一世系也而千派莫紊”的宗族社会，实行极为严格的佃仆制，宗族内“辨别上中下等甚严”。所役属佃仆世代为仆，即使这种佃仆富有的和做了小官的，身份仍然是仆，和主的门第有别，不可通婚。宗族内的富人和穷人则有血缘之温情脉脉的面纱维系，“值岁时吉凶大事，不论贵贱贫富，集众子孙”同在宗祠备牲醴祭祀，谱系昭穆，凛然有秩。而族内为仆者则“数世不更其名，一投门下，终身听役，即生子女，一任主为婚配”。有专家考证，徽州佃仆制的劳役婚“赘婿”，有的长达22年，在中外赘婿劳役婚资料中，期限之长亦属罕见。

    徽州群山阻隔，早先山民保捍尚武，刀耕山伐，被称为“蛮越”，据记载汉建武(公元30年)时太守李忠即针对“丹阳越俗不好学”，开始兴学校进行教化，习礼容，传嫁娶礼义之仪，三国吴太子鸿也曾教民习文，加上移民的大徙入，此后俗益向文雅。宋代程朱集理学之大成，完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理性超越。程朱桑梓的徽州人，儒风独茂，为士者多明义理，士大夫多尚高行奇节，在朝在外，多所建树，自唐宋以来，卓行炳文，代不乏人，宋兴则名臣辈出，多为御史谏官，不少名臣，刚直清廉，处魏阙则忧其民，在江湖则忧其君。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时代，又在徽州这块土地上造就了一代儒商的徽商，他们不甘穷困，开拓进取，贾而好儒，创造了徽州物质和文化的历史辉煌。

    总之，走过了“山越”、“新安”、“徽州”几个历史时代的徽州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我们民族的各种美好品德和文化特性，在徽州人身上都有生动的、富有特色的体现。

    徽州人尚儒崇文，居家为俭啬而务蓄积，勤俭甲天下。农耕节用资源，养鸡产卵，天人合一，保护生态。经商以义为利，诚信无欺，重人文理性追求。做工讲精益求精，善发明创造，以质取胜。

    徽州人重土著，进退出处讲叶落归根。置身社会乐善好施、济困扶危，人际交往忠诚宽厚，克己待人。自身修养讲吃亏是福，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不为己甚，以耕读为本，甘恬退，敦愿让，居易以位命。

    徽州人惯于在入世中出世，既力求为社会效力，又淡泊名利，甘于寒素，善忍饥耐寒做“徽骆驼”。徽州人有山越先民遗存的质朴，东晋移民残存的隐逸和耕读心态，南宋移民留传的艺术情趣生活追求，有玄学影响的善于思考、理学熏陶的集纳精神，也有朴学训练的严谨科学精神。乡谚所谓“黟县蛤蟆歙县狗、祁门猴狲翻跟斗，休宁蛇、婺源龙，一犁到磅绩溪牛”就是真实的写照。     (信息来源：黄山途马网)